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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三晚上九点半，上海静安区一间临街咖啡馆还亮着暖黄色的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老板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放着一台银色笔记本电脑、两部手机和一杯已经凉下来的美式咖啡。她刚从虹桥站赶到这里，行李箱靠在椅脚旁，箱面贴着杭州东、南京南和广州南的车站贴纸。女老板出差回来不到两小时，公司的线上会议却排到了晚上十点。她把外套搭在椅背上，先核对供应商发来的报价，再低头在纸上改写明天的门店排班。窗外，晚高峰早已散去，路边的共享单车排成一小片，外卖骑手从红绿灯前经过，车尾灯在雨后的路面上拖出短短的红线。她每隔几分钟看一次手机，回复员工关于仓库进货、周末促销和一名新员工试工安排的消息。咖啡馆里播放着节奏很轻的爵士乐，磨豆机偶尔响起，靠门的位置有人打包甜点，店员把最后一批面包放进纸袋。她没有点新的饮料，只在十点零五分起身接了一通电话。电话那头是店里的值班经理，正在确认冷柜温度和第二天的开店时间。她站在玻璃门边，压低声音说，早班照常，鲜奶到店后先清点，临时缺货的几样商品改成推荐同价位替代品。通话结束，她回到桌前，把电脑里的表格重新保存，又在备忘录里写下“周四七点半到店”。十点四十分，咖啡馆开始收拾桌面，她合上电脑，拉起行李箱，走出门时还回头看了一眼桌上的充电线。街角的便利店刚换上夜班招牌，公交车缓慢驶过，车窗里映出她一闪而过的身影。她把手机调成静音，沿着人行道向地铁站走去，第二天的工作已经在手机日历里排得满满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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