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下午四点半，福田一栋写字楼一层的共享会议室里，罗先生把三张账单、一份借款合同和两张转账截图铺在桌上，逐项核对金额。窗外是下班前缓慢移动的车流，楼下咖啡店的研磨声隔着玻璃传进来，桌边那盏白色台灯一直亮着。他今年三十七岁，在南山做小型装修生意，去年接了几单旧房改造，材料款、工人工资和客户尾款前后错开，账面上的缺口越滚越大。罗先生没有拨打陌生号码，也没有把身份证和银行卡照片发给来路不明的人。他在笔记本第一页写下“深圳清债”四个字，下面分出三栏：已经确认的金额、需要对方提供凭据的金额、可以坐下来协商的金额。每写一笔，他都会翻看原始记录，把口头约定和实际付款分开。会议室里没有喧闹，只有纸张翻动的声音。四点五十，他给一名长期合作的供应商发去短信，说明目前的付款安排，请对方把发票、送货单和对账单集中发来；又给一位客户打电话，约定周五当面核对工程变更单。通话结束后，他在手机备忘录里删掉几条情绪化的文字，只留下日期、金额和下一步安排。桌角放着一张打印广告，标题写着“深圳清债”，下面列着几项服务，罗先生看了几秒，折起来压在合同下面。他说，自己现在最需要的不是一句催促，而是一份能让双方都看得明白的账。五点二十分，夕阳照到玻璃门上，罗先生把文件按日期装进透明文件袋，准备去见供应商。走出会议室时，他又回头检查了一遍桌面，确认每张纸都有出处，每个数字都能对应一笔交易。外面的电梯门打开，几名上班族从里面出来，他侧身让路，抱着文件走进晚高峰的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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