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凌晨零点二十分，希崎坐在上海静安寺地铁站外的长椅上，把一篮明信片摊在膝前。站口的卷帘门已经落下，只留换气设备发出低沉的声响，路边便利店还亮着白色灯牌，偶尔有出租车从石墩旁缓慢驶过。明信片大多来自城市里的小店，画面上有旧电影院、沿河步道、花鸟市场和一栋被脚手架围住的居民楼。希崎戴着一副细框眼镜，用黑色签字笔在卡片背面补写地址。她把写错的卡片单独放在左手边，把已经贴好邮票的卡片放进牛皮纸袋，再按照街道名称分成几摞。她说，这些卡片是过去半年替邻居和同事收来的，有人搬家后想给老朋友寄一张，有人旅行回来，才想起答应过孩子要寄一张，也有人只写了收件人的名字，迟迟没有填下门牌号。篮子旁放着一杯热豆浆，杯盖上的水汽已经散尽，手机屏幕停在一张手写名单上。远处高架桥下，一名清洁工推着工具车经过，车轮压过落叶，发出细碎的沙沙声。站外的广告屏轮换到一则深夜餐馆的灯箱画面，红色的字映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希崎每写完一张，都会把卡片举到路灯下看一遍，确认字迹没有被雨气晕开。她没有急着离开，偶尔抬头看看站口的时钟，再把散开的纸张重新码齐。凌晨一点，篮子里还剩十几张卡片，风从街角吹来，她用围巾压住纸角，继续写下下一个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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