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公共场所吸烟话题持续引发关注。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控烟力度，《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明确将控烟列为15项专项行动之一。然而，一些公共场所虽设有禁烟标识，实际未能真正约束吸烟行为，相关规定执行效果有待提升。面对难题，各地正从立法完善、执法创新、技术赋能、柔性治理等多方面探索破局之道。只有疏堵结合、多方参与，才能减少吸烟与不吸烟人群的冲突，让公共空间真正回归清新。二手烟危害不容忽视前不久，深圳一公交站台，一女子劝阻男子吸烟引发争执；上海迪士尼乐园，一名游客因制止他人吸烟，双方发生肢体冲突……诸如此类因二手烟引发的冲突，在各地公共场所时有发生。不少受访者表示，自己曾在电梯、饭店、办公楼楼道等室内公共场所被二手烟困扰，一些呼吸道敏感人群更是深感不便。“我有哮喘，闻到烟味就喘不上气。”山东的赵先生平时出门常戴口罩，有时去球场运动，中场休息时碰见球友在场边点烟，“我赶紧走开，躲得远远的”。赵先生的无奈，道出了许多不吸烟者的共同感受。在一些城市公园、学校门口、十字路口等人员密集区域，边走边吸的“游烟”现象同样普遍。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居民小区，记者甚至看到有大人一手推着婴儿车，一手夹着点着的香烟。烟草危害早已被科学证实，是威胁人类公共健康的重要隐患。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显示，吸烟每年导致全球超700万人死亡，烟草仍是造成可预防性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部分吸烟者存在认知误区，片面将公共场所吸烟视为个人自由，认为此举仅危害自身、不影响他人。还有吸烟者坚信，在通风较好的房间内抽烟或使用换气设备就能消除危害。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戒烟门诊医生褚水莲指出，世界卫生组织明确，二手烟不存在“安全暴露水平”，任何浓度都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褚水莲介绍，一手烟、二手烟均可能引发慢性病和肿瘤，受害群体各有侧重：主动吸烟人群中男性居多，易患冠心病、脑中风、慢阻肺、肺癌等；二手烟危害人群多为女性和儿童，女性易患哮喘、慢阻肺、肺癌，儿童易出现呼吸道感染、哮喘、鼻炎等疾病，且儿童的一些癌症如颅脑肿瘤、白血病等也与二手烟暴露存在一定关系。她所在科室的接诊患者中，就有不少因常年在家或工作场所被动吸入二手烟而患病的案例。“三手烟是附着在墙壁、衣物、皮肤表面的烟草残留物。”褚水莲特别提醒，“对儿童尤其是两岁以下婴幼儿伤害尤为突出，幼儿爬行玩耍、习惯性啃咬手指，极易误食环境中残留的烟草有害物质。”事实上，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已有明文规定。2011年发布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明确：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标志。然而，规定落地执行面临诸多困难，室内公共场所抽烟现象仍屡禁不止。“吸烟是瞬时行为，执法人员到场时，吸烟者经常早已离开，执法通常滞后；非现场执法不易确定抽烟者身份，处罚决定书难以开具，且罚款金额低，很难起到威慑作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专家委员会专家、扬州大学城市管理研究中心创始主任王毅说。同时，一些商家也存在不敢管、不愿管问题。“我们小本经营，不好意思得罪顾客，而且有时候劝了顾客不听，我们也没办法。”辽宁省葫芦岛市一家餐厅的服务人员坦言，面对吸烟顾客，他们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有法难依”到“有效落地”尽管面临挑战，中国的控烟工作一直在稳步推进。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今年4月发布的《2024—2025中国控烟观察——民间视角》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全国成人吸烟率从2010年的28.1%降至2024年的23.2%，戒烟人数显著增加，公众有关二手烟危害的意识不断上升。标杆城市治理成效尤显：北京、上海等城市已提前实现“健康中国2030”控烟目标。其中，上海成人吸烟率降至18.6%，为中国大陆省级行政区最佳水平。立法层面，全国20多个省份出台省级控烟相关法规，200多个城市出台市级控烟相关法规。“各地控烟立法进度不一、标准各异，导致市域间治理力度参差不齐，难以形成全域联动的治理格局。”王毅呼吁，加快推进全国性公共场所控烟立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和很多地方发布的控烟条例，都明确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但电梯、住宅楼楼道、火车站台等“半封闭”空间并未被列入禁烟区域。王毅建议，明确绝对禁止、有限禁止和放开吸烟的公共场所清单，清晰界定禁止吸烟区域，补齐监管空白。一些城市已走在前列。例如，深圳、秦皇岛等地明确将公共交通工具室外站台和等候区域纳入禁烟范围。在完善禁烟法规的同时，烟草制品源头管控亟待加强。《报告》提出，中国控烟政策还需在烟草税价联动调整、烟盒图形警示、全面禁止烟草广告等关键领域持续发力，并将戒烟服务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医保体系。真正实现从“有法难依”到“有效落地”，还需在执法上继续突破。很多地方对于公共场所控烟到底归哪个部门负责，没有清晰界定。市民发现有人吸烟，常常陷入“投诉无门”的困境。对此，北京自2025年4月起将控制吸烟方面的6项行政处罚和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职权收回区卫生健康委，并依托12345政务服务热线开通控烟专项投诉渠道，落实“接诉即办”机制，提升投诉处置效率。压实场所责任也很关键，既要强化其法律义务，也要提供可操作的标准指引。多地加大对禁止吸烟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未履行控烟义务的处罚力度，如武汉可“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深圳2025年5月发布全国首部无烟场所建设地方标准——《无烟场所建设规范》，提出“有标识、无烟具、有人劝”三大标准，涵盖标识宣传、劝阻服务、环境维护、禁止烟草广告等内容。王毅建议，将多次违法吸烟行为列入失信名单，大幅提高违法成本；建立跨区域执法互助机制，解决外地烟民处罚难问题；推广“快速取证+简易处罚”，明确市民拍照录像作为证据的法律效力。“抽烟成本高了，抽烟的人自然就少了。”褚水莲说。她接诊的戒烟患者中，有人正是因为抽烟限制越来越多，抽烟变得“麻烦”，才最终下决心戒烟。合力共治从“堵”到“疏”控烟不仅需要立法与执法，还需多方力量共同参与。技术赋能是一个有力手段，数字化投诉平台可大大降低公众参与门槛。深圳上线“别抽啦”小程序，市民随手一拍，就能在手机上投诉违法吸烟行为，后台志愿者实时跟进，疑难案件转接执法部门；上海推出“控烟热力地图”，动态标注问题场所，依托大数据梳理吸烟高发区域，推动执法资源精准投放。控烟不能只靠“堵”，更多地还要靠“疏”。有吸烟者表示，有时候烟瘾犯了，实在忍不住，如果有专门的吸烟处，自己也很愿意去。褚水莲从医学角度分析指出，室内封闭式吸烟室不可行。“一方面难以确保烟雾不通过通风管道扩散到其他地方，另一方面对吸烟者本身也有危害。”她指出，吸烟区应设在室外露天、远离人流密集处，可搭建防晒防雨设施，并设置清晰标识。上海的室外吸烟点标准践行了这一理念——2024年9月，上海市地方标准《室外吸烟点设置与管理要求》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个室外吸烟点标准规范，规定了选址、设施、标识、健康提示等设置要求，明确了室外吸烟点的日常巡检与维护等管理要求，目前已建成覆盖商圈、公园、交通枢纽等场所的上百个示范点。从社会宣传到医疗干预，从社区到校园，社会共治的力量正蓬勃生长。在云南，“银杏控烟志愿者团队”通过文艺表演、主题赛事等多种形式传播控烟理念，已成为当地控烟的关键社会力量之一；深圳依托“15分钟社康圈”，千余家社康机构搭载戒烟干预模块，医生常态化开展吸烟筛查与劝导，累计完成千万人次问询；西安外国语大学则明确吸烟区是控烟“过渡点”而非休闲场所，倡导学生理性克制烟草依赖。人与人之间的友善沟通也是化解冲突的关键。上海发布《室外控烟柔性治理倡议书》，倡导市民采用温和方式劝阻违规吸烟行为，提醒场所加强控烟管理，引导志愿者统一着装、强化劝阻技巧，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吸烟者尽早戒烟。控烟不是不吸烟者与吸烟者之间的“战争”，而是一场需要各种社会力量携手推进的“联合行动”。期待在多方合力下，公共场所的“烟”能早日散去。乔彩人民日报海外版重庆荣昌赓续非遗：窑火“炼”匠心、夏布“织”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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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全省夏收工作6月7日基本结束，夏粮丰收已成定局。夏播工作从5月28日大面积展开，截至6月13日，已播种面积7915.2万亩，夏播工作大头落地。初步统计，目前全省因旱不能播种面积323万亩，若未来持续无有效降水，夏播进度将会进一步放慢。
路透社13日称，新制裁包括衡水元展贸易有限公司和总部位于香港的恒邦微电子有限公司，理由是它们涉嫌或曾经参与“破坏乌克兰稳定”或“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美国之音”称，衡水元展贸易有限公司和香港恒邦微电子有限公司此前已被美国财政部制裁过。
另外，近些年受经济下行、大规模减税降费、楼市土地市场低迷等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受到一定冲击，而刚性支出有增无减。在财政收支矛盾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也有更大的动力加强征管，查漏补缺，依法依规征收该征收的税费。当然，税务部门也要同时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坚守不收“过头税费”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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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瀚明进一步分析，西安接近中国的几何中心，这样的地理位置飞国内任何地方都很便利。加上西安产业发达，又是旅游胜地，这些因素让西安国内客流常年处于高位，间接影响了打造国际枢纽的必要性。此外，也是因为接近国内几何中心，西安无论哪个方向的洲际航线，都得使用宽体机。二线枢纽用宽体机飞国际线，往往存在客流不足、上座率不高的情况。
除了国际航线网络的短板，乌鲁木齐也缺乏国际顶级航司入驻。国泰航空凭借座舱、餐食、服务等方面的表现，建立起国际品牌形象，常年与新加坡航空、阿联酋航空、卡塔尔航空这样的顶级航司保持同一水准。通过国泰开航，乌鲁木齐有望在国际市场引起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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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马一级q和二级q的区别 第二，议程设置失灵。新任领导刚上任，却没有提出让民众有感的重大改革行动，欠缺议程设置能力，迄未展现其领导能力，无法主导政治议程，反而任由蓝白“在野”党主导议题引领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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