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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三下午四点二十分，城西一条窄街上的旧书店刚亮起门口的暖灯，店主沈遥坐在收银台后，给一本缺了封面的地方志重新包书皮。门外是晚高峰前的短暂空档，公交车一辆辆驶过，车轮碾过积水，声音从玻璃门上缓慢滑开。书店不大，进门左手边摆着旧杂志，右侧靠墙的是文学、地理和旅行书，最里面有一张只够两个人使用的木桌。沈遥把裁好的牛皮纸铺平，用尺子压住折痕，再用白胶一点点固定边角。她做这件事已经十多年，动作很稳，胶水沾到指尖时，只在围裙上轻轻一擦。柜台旁放着一台老式收音机，播音员正在报天气，窗缝里钻进来一阵烤栗子的甜味。五点不到，一名下班的年轻人推门进来，没有急着挑书，只站在门边看墙上的手写便签。便签上写着本周新收的一批旧书，其中有一本《城市散步录》，旁边标着滨崎里续四个字。沈遥说，那是原书主人留下的签名，笔画很轻，像写到一半忽然停住。年轻人翻了几页，看到书里夹着一张褪色的车票，日期是很多年前的秋天，终点站已经改了名字。他问能不能把车票也一起买走，沈遥点头，又提醒他别把书页折角。年轻人坐到木桌旁，慢慢读起一段关于河岸旧码头的文字。门外人流渐密，外卖骑手在红灯前排成一列，附近写字楼的灯从一层层窗户里亮起来。沈遥继续修书，偶尔抬头看一眼那名读者。六点半，年轻人合上书，付钱时把车票夹回原处，说想带回去给父亲看。沈遥用旧报纸包好书，系上一根棉线，收款台上的小钟正好响了一声。她没有催客人离开，只把门口的灯再调亮一些，让这间临街的小店在夜色里继续留着一块安静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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