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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三傍晚六点半，城南地铁站三号口外，卖烤红薯的摊位刚亮起一盏白灯。四十多岁的周师傅把一只旧纸箱横放在脚边，箱面上用黑色记号笔写着“Yc16oo”，旁边还画了一个箭头，指向纸箱里码放整齐的保温袋。来往的人大多没有停下，只有一名穿校服的男孩放慢脚步，问他这串字是什么意思。周师傅没有急着回答，先把两个热乎的红薯装进牛皮纸袋，又从围裙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便签。便签上写着附近几栋居民楼的门牌号，还有几行手写时间，标注着谁家老人需要顺路带饭，谁家孩子放学后要等家长。周师傅说，他每天收摊前会把没卖完的红薯分给附近值夜班的人，纸箱上的字是侄子帮忙设计的，方便熟客认摊，也方便他在手机里记录订单。男孩盯着纸箱看了一会儿，买走一个最小的红薯。旁边等车的白领听见后，也凑过来问能不能给住在后街的独居老人送一个。周师傅翻开便签，指着其中一行说，后街七号楼三零二室有人常在晚上八点后回家，若对方没开门，就把东西放在门卫桌上。地铁口的风不断把塑料袋吹得哗哗响，烤炉里的炭火偶尔亮起一片红。七点十分，周师傅把最后一袋红薯放进保温箱，在箱盖上重新写了一遍Yc16oo，随后推着小车沿着人行道往后街走。那个男孩站在原地看了几秒，转身追上去，帮他扶住了差点被风吹倒的纸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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