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晚上十一点四十分，南京西路地铁站的换乘通道只剩下零散行人。二十九岁的周启明站在一台停用的旧售票机旁，手里拿着一叠裁成车票形状的白纸。他没有进站，也没有等人，而是把纸片一张张贴在机器蓝色外壳上。每张纸上只有一句话，字迹工整，内容却都写给一件没有生命的东西：“今天又迟到了，对不起。”“你屏幕上的划痕，我记得。”“明天如果还在这里，我会带一杯热豆浆。”周启明说，这台机器是他刚到上海时最常见的“同事”。那时他住在附近的合租房，每天凌晨下班，先到站里买一张单程票，再坐末班车回去。机器后来停止售票，屏幕变黑，旁边贴了“设备维护中”的纸条，几个月过去，仍没有重新启用。周启明却从去年冬天开始，每周三来一次，给它留一张纸。他说自己并不觉得奇怪，“人和东西相处久了，也会有另类情感。它不会回答，但我知道它见过我最狼狈的样子。”当晚，一名保洁员推着车经过，停下来读完其中三张纸，没有劝他离开，只提醒他贴纸不要盖住机器编号。周启明点头，把纸片重新排成一列，空出底部的标识。地铁站广播播报末班车即将进站时，他收起剩下的纸，拍下整面机器的照片。临走前，他用手指擦掉屏幕上的一小块灰，低声说：“下周见。”通道里的灯光一盏接一盏熄灭，旧机器仍保持黑屏，纸片在空调风里轻轻晃动。站外的便利店刚换完夜班，周启明沿着南京西路向东走，手里的纸袋里装着一杯没有喝完的豆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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