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十一点四十分，东城区一条老街的便利店还亮着白灯。店里只有周师傅一个人。他把刚煮好的玉米放进保温柜，又把一张写着“549”的便签压在收银机旁。这个数字不是折扣，也不是商品编号，是住在附近的外卖骑手阿成每晚来买热饮时留下的记号。阿成通常在凌晨前赶完最后一单，电动车停在门口，头盔夹在臂弯里，进门先看一眼热柜，再从冰柜里取一瓶无糖茶。周师傅记得他的习惯，玉米要热一点，茶不能太凉，结账时不必多说话。那天夜里，阿成比平常早到十分钟，裤脚沾着细雨，手机屏幕上还停着一张送餐地址。他没有立刻离开，站在窗边拆开玉米外面的纸袋，小口吃了起来。街对面的理发店已经拉下卷帘门，公交站牌下只剩一位等车的姑娘，远处偶尔传来轮胎压过积水的声音。周师傅趁空擦拭柜台，把便签翻到背面，发现阿成上周写过几行字：“今晚也照旧。”字迹很轻，像是赶时间时随手留下的。阿成吃完玉米，掏出手机扫码付款，金额正好是五元四角九分。周师傅看着屏幕笑了一下，说：“今天又是549。”阿成这才抬头，说这个数字是他给自己定的收工线：每天至少送完五单，四处奔波，九点以后不再接太远的单。可实际跑起来，总会多出几单，时间也常常拖到深夜。他把空纸袋丢进门边垃圾桶，重新戴好头盔，出门前回头看了看那张便签。周师傅没有收走，仍把它放在收银机旁。零点过后，街上风更冷，店门自动打开又合上。下一位客人进来买水时，周师傅已经开始准备第二批玉米，台灯下那两个数字安静地躺着，像给这条街留了一盏很小的灯。
游盈隆表示，赖清德上任第一个月，只获不到半数台湾民众的支持，赖清德社会支持基础的流失是全面性的，不同程度的。游盈隆指出，根据相关经验证据，近一个月赖清德社会支持基础的流失主要原因至少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