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下午三点，南城槐安路的一家旧书店刚过客流高峰，临街玻璃门半开着，门口摆着几盆薄荷和一只装伞的铁桶。三十七岁的林川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放着一摞裁成明信片大小的牛皮纸。他是这家店的店员，平时负责收书、修补封面，也照看墙上的留言。那面墙原本只有几张房屋招租和演出海报，入夏后，来店里的人开始把便签贴在空白处：有人写下晚班公交的到站时间，有人寻找丢失的银色耳环，还有人替楼下修鞋摊留下营业电话。林川把旧胶带一条条撕掉，再用透明夹把纸片固定好，按照“吃饭、出行、找东西、闲聊”分成四栏。靠近墙角的一张纸写着“周一早上七点半，槐安桥有人卖热豆浆”，字迹被雨水晕开，他没有丢掉，只在旁边补了一行“请到现场确认”。店里放着低音量的爵士乐，收银台后的风扇转得很慢，门外不时有电动车经过。下午三点二十分，一位穿校服的女生拿来三张新便签，请林川帮忙贴在“闲聊”栏。第一张写着感谢昨晚借伞的陌生人，第二张问附近哪里能修拉链，第三张只有一句“今天的云像一只船”。林川看完笑了一下，说留言墙不必写得郑重，愿意留下几句话，城市就会多一个能被看见的小角落。旁边翻书的顾客听见后，也把自己手里的便签递了过来，上面写着“77同志，记得把那本蓝色诗集放回窗边”。林川读完，将纸贴在最上方，又在下班前给每一栏重新拍了照片。五点半，书店亮起暖黄色的灯，留言墙上已经多了十几张纸，街上的晚风把门口的薄荷香带进屋里。
曾文莉说，“要发展网球经济和其他体育经济，我们要思考一下，是否已将体育产业充分市场化，运动员的商业价值是否已充分释放，对体育产业、体育经济的杠杆作用是否已充分发挥。”她表示，“我们应该为明星运动员的商业活动营造更好的舆论环境、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