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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三晚上八点四十分，城北地铁站B口外的风开始变凉，五十八岁的陈阿姨把一盏夹在小木桌上的白灯往里挪了挪，继续给一双黑色皮鞋换鞋跟。她的摊位只有两把折叠椅、一台旧缝纫机和几盒按颜色分开的鞋钉，身后是一面贴满价目纸的蓝色铁板。晚高峰已经过去，站口仍有人提着菜袋、背着电脑包经过，鞋底踩过湿地，发出细碎的响声。陈阿姨没有招呼客人，只低头用锥子在鞋底边缘打孔，再把棕色皮条一点点压进去。桌角放着一只透明文件袋，里面夹着她女儿小时候的画，最上面那张用蜡笔写着《囡囡》两个字，旁边画了一只歪耳朵的小兔子。她说，女儿如今在另一座城市上班，小时候常坐在摊边等她收工，等困了就把脸贴在旧棉袄上。那件棉袄已经不在了，画却一直留着。晚上九点零五分，一名穿校服的男孩拎来一双开胶的运动鞋，问明天能不能取。陈阿姨把鞋翻过来查看，指着鞋头的位置说，里面的布衬也松了，单补外面不耐穿。男孩点头，从口袋里数出几张零钱。她接过钱，只收了修补鞋底的价格，又把鞋带重新穿好。地铁列车从地下驶过，地面轻轻震了一下，桌上的螺丝盒碰出清脆的声音。九点半，站内广播提醒末班车时间，陈阿姨开始收拾工具，把锥子、剪刀和小锤分别放回帆布袋。她用抹布擦去鞋胶，关掉白灯，最后看了一眼文件袋，才把蓝色铁板锁上。夜里的地铁口还亮着几块广告屏，修鞋摊留下的方形灯影慢慢缩进她的手推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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