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会记住中美关系的这一重要里程碑：中美元首一致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过去9年，中美关系历经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期间，部分政客、学者意图用“修昔底德陷阱”等概念定义中美关系。现在，中美两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理解这个新定位，不仅要回顾中国的这9年、美国的这9年，更要看向世界的这9年。而特朗普总统在镜头前表示“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他还补充道，美国距离台湾有“9500英里”（约15300公里），他“不想”打仗，与此形成了呼应。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然而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与中国有很大分歧。过去9年的轨迹清晰表明：总有美国政客把台湾问题当作顺手的博弈工具。这反映了传统大国博弈的陈旧思维：通过精准打击对方的核心利益，来制衡对手。这也是西方历史上大国相处的“旧剧本”。从冷战时期的代理人战争，到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的频频引爆，这种“踩红线”的制衡不仅没有让任何大国获得绝对安全，反而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中美之间，也曾经历过这样的惊涛骇浪。而中美元首提到的“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重点就在于不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双方都应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尤其要信守作出的承诺，始终相向而行，以中美合作的正面预期为各自发展和国际形势提供更多的确定性。这至少，要从守住底线红线做起。不只是台湾问题，在涉及彼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及地缘敏感的各个核心领域，中方都多次提到要管控分歧。而要实现这一点，有许多细致、扎实的工作要做。当前最紧迫的，就是解决美国外交政策长期以来落实元首共识不完整不准确的顽疾。过去9年，中美关系之所以屡屡遭遇波折，往往是因为元首刚刚定调，美国的工作层、国会或者军方一些势力，又出于自身政治私利去搞小动作，破坏了政策的连续性。成熟的大国关系，重点在于如何落实元首外交达成的共识。这需要从外交、经贸、两军、科技等各个层级做工作，真正把中美关系带向确定。「穿越周期」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5月15日上午，中南海。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边走边谈，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引发了两国元首驻足互动。习近平主席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定下的第四层内涵，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它的时间坐标指向未来：它不仅管当下，更要跨越各种周期性变数，让“和平”成为两国关系可信的预期。如何形成这样的预期？关键在人。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未来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令人欣慰的是，中美青少年之间的互动，正在描摹出中美可期未来的一角。美国的年轻人——“千禧一代”“Z世代”和“阿尔法一代”，他们看待中美的方式已与上一代明显不同。谭主梳理的近三年交流团数据显示，除了常规行程，许多团组专门安排参观科创园区、开展乡村调研。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会长庄汉杰告诉谭主，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科技的关注度大幅提升，机器人、高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成为首选。这背后，是对一个个当前全球治理问题的思考：人工智能、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合作、基层治理创新……而这些议题，恰恰指向了更深远的一层——未来。未来不是明天的简单延续，而是下一个文明周期的轮廓。从历史文明的演进看，我们正站在工业文明向新一代信息文明跨越的门槛上。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清洁能源——这些领域的钥匙，中美两个大国都握在手中，这也意味着中美有责任为人类未来文明的运转规则与治理探路。正因如此，中美之间的稳定，不能只停留在当下利益的平衡，更需要面向未来的持久设计。也正是这种前所未有的技术跃迁与文明迭代，让人类和平可能面临更大的挑战：算法对抗、网络空间的非对称冲突、关键资源的再分配摩擦，以及因技术鸿沟而加剧的全球不平等，都可能成为新的不稳定源头，旧有的平衡机制在新文明形态下或将失效。未来“可期”的和平，不是约束出来的，而是要中美在每一个具体问题的协作中积累信任。青年一代的互动，正是这种探索最具活力的场域，他们不背负过去的包袱，却有能力塑造未来的方向。在科学前沿，第九届中美工程前沿研讨会汇聚近60位中美优秀青年工程专家，围绕碳捕集、智慧能源等前沿方向，以跨学科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在治理对话层面，乔治城大学与北京大学的“中美全球议题学生对话2026”围绕商业与贸易、气候变化、人工智能与技术、和平与安全、全球治理五大主题展开研讨，为中美青年学子搭建了围绕全球性议题开展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这些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形式的青年合作，正在一个一个具体问题中构建相互理解与尊重的基础——这种互动中建构的共识和理解，正是中美之间实现持久和平稳定最坚实的土壤。这不只是为两国，也是为全球贡献着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更是为下一个文明周期开辟一条大国携手而非对抗的先河。 　　中央要求谋划新一轮财税改革，税制改革是重头戏，未来增值税、消费税、个税等主要税种还将有进一步改革举措。笔者呼吁，在税收征管不断强化的同时，为促进企业、个人实际税负维持在合理水平，未来税制改革应当统筹考虑降低名义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