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晚上八点半，城南旧货市场还亮着几排白灯。靠近东门的过道只有两米宽，行人拎着菜袋、纸箱和刚买的旧书慢慢挪动。四十三岁的摊主老周蹲在一张折叠桌后，把一批从仓库清出的录像带、影碟和相册分门别类。他戴着一副边框磨花的眼镜，先用抹布擦去盒面灰尘，再拿黑色记号笔补上年份和价格。桌角放着一只塑料筐，筐里是九十年代的家庭录像带，封面印着婚礼、旅游和校园演出等字样，旁边贴着一张手写卡片，写有98国产。这个标签没有被单独做成醒目的广告，只是老周为了区分一批国内制作的旧影像，顺手写在纸牌上。路过的年轻人停下来翻看，问得最多的是录像机还能不能播放。老周没有立刻报价，而是拿出一台接线松动的旧机器，插上电源，把其中一盘带子放进去。屏幕先闪出雪花，随后出现一座上世纪末的火车站，画面里的人穿着宽大的外套，站在站台边挥手。几名路人围过来，有人认出了画面里的老式公交车，有人掏出手机拍下屏幕，却没有急着购买。老周说，这些东西的价钱不高，真正难的是找到还能工作的机器，也难找到愿意把旧记忆带回家的人。一位穿校服的女孩挑中一本没有署名的相册，翻到最后一页时，里面夹着一张褪色车票。她问能否只买车票，老周点头，把相册重新合上，按两元钱算给她。九点多，市场里开始收摊，老周把剩下的影碟装进纸箱，在箱盖上重新写了一遍98国产，随后推着小车从东门离开。那张手写卡片被风吹落在地，路过的人捡起来，压在旁边一块砖下。
曾文莉说，“要发展网球经济和其他体育经济，我们要思考一下，是否已将体育产业充分市场化，运动员的商业价值是否已充分释放，对体育产业、体育经济的杠杆作用是否已充分发挥。”她表示，“我们应该为明星运动员的商业活动营造更好的舆论环境、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