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早上七点半，广州东山口一条窄巷里，地铁站还在不断吐出赶路的人。巷口的卷帘门只拉起一半，门楣上挂着一块粉色小牌，写着“丝袜社”三个字。这里原本是一间改衣铺，店主林阿姨把门前两平方米腾出来，摆上一张折叠桌，卖豆浆、糯米饭和刚蒸好的烧麦。她穿着深蓝色围裙，左手拿夹子，右手把纸袋口压紧，动作很快，却总要抬头看一眼排队的人。七点三十五分，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停在桌边，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反复说着“马上到”，手里还捏着半张皱掉的公交卡。他没有点餐，只盯着蒸笼里冒出的热气。林阿姨问他是不是忘了带零钱，年轻人点点头。她把一只糯米饭团装进袋子，又从抽屉里找出一枚硬币，说下班路过时再还。年轻人接过袋子，站在电线杆旁咬了一口，热气把他的眼镜蒙白了一层。他用袖口擦了擦镜片，冲林阿姨笑了一下，转身小跑进地铁口。旁边卖花的周叔正在给一桶小雏菊换水，水沿着塑料桶边缘流到地砖缝里。清洁工推着车经过，车轮压过水痕，留下两道浅亮的线。七点四十五分，巷子里的早餐香混着潮湿的木门味，楼上有人晾下床单，白布在晨风里轻轻摆动。林阿姨把最后一锅烧麦端出来，顺手擦掉“丝袜社”牌子上的灰，又低头数起纸袋。她说，这个名字是女儿起的，起初只是想做个修补丝袜的小铺，后来顾客带来裤脚、裙边和书包，什么都能改一点。牌子没有换，门口的早餐也成了巷子里固定的早班风景。八点整，林阿姨收起折叠凳，给下一位上班的人递出一袋热豆浆，城市继续向前走。
第三，新的台行政机构刚上路，即遇上立法机构改革风暴，尚无亮丽表现。再加上若干“部会”状况不少，屡成媒体议论焦点，如台内务主管部门、经济主管部门、“海委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