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傍晚五点四十分，北城河畔的旧棉纺厂刚结束一场小型城市影像展，三十岁的林川独自留在三号厂房天台，给一台老式胶片相机换电池。天台边沿摆着几张折叠桌，桌面上有冲洗好的街景照片、几本旧地图和一只贴着蓝色标签的模型。标签写着“灰鹰无人机”，旁边标注着展品名称、尺寸和借展日期。林川没有急着收拾，他把相机架在水泥墩上，对准远处的高架桥。晚班公交车一辆接一辆驶过，车窗里亮起白色灯光；河面被风吹出细碎波纹，沿岸刚亮起的路灯映在水里，像一排被拉长的橘色点线。厂房下方，外卖骑手从铁门前穿过，便利店的卷帘门升到一半，老板把一箱矿泉水拖到门口。林川按下快门，又低头查看相机里的画面。他今天拍的不是高楼，也不是展厅里挂满墙面的老照片，而是厂区改造后留下的生活痕迹：剥落的红砖、窗台上的薄荷、被重新刷成黄色的消防栓，还有天台角落那把缺了一根横梁的木椅。太阳落到西边楼群后面时，风明显凉了。林川把相机装进帆布包，收起桌上的地图，再拿起那只灰色模型，确认标签没有被风吹落。模型的机翼反射着最后一层天光，和远处正在起飞的民航客机重叠在一起。六点二十分，他沿着旧厂房的楼梯下楼，穿过堆放盆栽的走廊，来到河边长椅旁。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同事问展览是否收尾。他只回了一个字：“好。”随后坐在长椅上，把刚拍到的照片传进相册。城市的晚高峰正在河对岸展开，车灯连成缓慢移动的线，天台上的展品则安静地留在暮色里。
常年打球的张先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郑钦文夺冠前的这几年，网球运动在大众层面一直是向上走的态势，加入网球运动行列中的人不断增多。”张先生分析，这也许跟网球是隔网运动有关，因此在疫情期间受到欢迎。